《治理中国》作者李侃如媒体见面会

主持人（曹宏举）：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治理中国》新书媒体见面会现在开始。
首先，我荣幸地介绍今天到会的各位嘉宾，他们是：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治理中国》作者李侃如博士，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治理中国》译者胡国成先生，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治理中国》译者赵梅女士，中国社科出版社社长孟昭宇先生，中国社科出版社总编辑赵剑英先生，我是中国社科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宏举。今天到会的还有首都新闻界以及各位媒体的朋友。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各位的到来！
首先进行赠书仪式，由中国社科出版社社长孟昭宇先生向李侃如博士赠送中文简体字版《治理中国》新书。
下面由我社总编辑赵剑英先生致辞。

赵剑英：尊敬的李侃如教授，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博士到我们社出席《治理中国》新书媒体见面会。这本书因为是代表了美国研究中国学著作中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为广泛的著作，我们能出版这样一本书觉得非常高兴。这本书的资料非常翔实，观察的角度也非常独到，他从“中国模式”政治体制层面的源头、形成、特点，从现在面对的国内外的挑战和未来几种走向的可能性分析，是非常有历史视野，而且这个分析提出了自己非常独到的观点，给人一种新的视角，相信对国内的研究也会有一种新的视角上的开拓。所以我相信这本书会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李侃如教授，同时也非常感谢胡国成研究员和赵梅女士，他们翻译得也非常好，应该说对书的思想表达非常好，总结也非常酣畅，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最后，我代表出版社，衷心地希望李侃如教授在以后新的著作中继续合作，我们有兴趣翻译出版您的新作，希望我们的这次合作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谢谢。

主持人：下面请本书译者胡国成先生代表赵梅女士介绍本书的内容。

胡国成：我这次因为时间比较紧，李侃如先生很快要有其他的事情，否则介绍书的内容就用不着我介绍，大家一翻书的内容基本都知道了。我简单谈一谈为什么翻译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前一版，我被书里对中国情况的了解深深吸引，一个外国人对中国问题了解这样深入，他跑了中国很多地方，访问了中国很多人，上至政治局委员，下至普通民众，最后写成了这样一本书。当然，书里的一些观点，分析最后的结论我们不见得同意，但是对他作书、从事学问这样深度调查研究的态度我是极为佩服，新的一版2004年出来以后，得到了我们所赵梅和老所长王缉思同志的支持，他们几个很想把这本书翻译过来，我们当时跟李侃如先生说了以后，他也非常赞同。所以我们就把这本书翻译了，通过这本书的翻译我觉得能够让中国的学者，研究美国的学者，看到研究中国学者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我认为李侃如先生是这代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中一个典型的代表，而且这本书出来以后非常能够说明美国这代学者研究中国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正如王缉思先生在序言中所写，他也是被这本书对中国情况的了解深深地打动，所以当初我们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另外，李侃如博士也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们自己一拿这本书做翻译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就是托普斯•威尔在一百年前曾经写过观察美国的书，对美国的学者影响非常大，他是一个法国人，到美国以后能够写出这么深入的书，李侃如先生到中国上百次了，见的人可能上万，李侃如博士能够像托普斯•威尔写美国那样写中国，我不知道这叫国际眼光还是叫什么，因为中国人研究美国是为了中国，但是从他的书中好象看不出是为了美国，他就是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后，客观地用他自己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政治学的分析方法，把中国的结构介绍给美国读者。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他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这么深入，这点特别值得我们中国研究美国学者学习，这就是我翻译的目的。我也从翻译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今后在研究工作中一定得向李侃如先生学习，沉得下心来，几十年这么去做，越做越深入。

主持人：谢谢胡所长。他们两位非常不容易，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可以说是多年磨一剑，把这么好的作品呈现在大家面前，非常感谢他们。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李侃如博士为我们做精彩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从《治理中国》看“中国模式”及中国如何面对未来。

李侃如：首先我要对中国社科出版社为此书的安排以及今天发布会所作出的工作，为读者推出这本书深表感谢，我也要感谢胡国成先生和赵梅博士，感谢他们作出的优秀的翻译工作。在中国出版这样一本书并不容易，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因此我对所有为这本书在中国出版提供帮助的人深表感谢。
这本书真正反映了我们在美国是如何对研究中国的学生进行培训，在美国我们也基于这本书推出了多项相关的课程。我知道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记者，根据我与记者打交道的经验，记者是喜欢问问题的，不喜欢听演讲。因此我只是简短地谈一谈几个问题，然后把大部分时间留给你们，你们提问，然后我回答。
在我回答大家问题之前想谈两点。第一，谈一谈这本书在试图理解中国方面所采用的总的研究方法。第二，谈一下是否存在一种鲜明的“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为其他国家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能够提供重大的参考意义。
这本书一个基本的假设是，你如果想了解一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仅仅看该国当前的政策和发展情况是不充分的。因此，在我的书中首先是回顾了中国的过去及中国在许多时期上的帝国制度，包括帝国时期中国政治制度的情况、历史朝代时期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那个时期中国统治者所使用的执政哲学。这一点对于美国的学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的传统制度从根本面上就与美国传统的制度是不一样的，包括政治哲学、政治结构和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在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取得非常显著地位的。
在我书中第二部分研究了中国的现代史，这个时候中国原来的政治制度再也无法适应新产生的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于西方发生的工业革命，以及这个革命扩散到日本以后的情况。现代中国的核心问题是既做到实现创造财富和发展自己的力量，同时又保持着中国自己的特性，没有多少中国人希望西方化，他们一方面希望像西方那样获得西方的力量和能力，另一方面又保持中国自己的本质特色，如果您想了解中国当今的情况，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在历史上针对变化所作出的反应。很显然，在清朝政府倒台之后，在军阀时期和抗战之后，获胜者是中国共产党，每一个政党的情况都是深受其党发展过程和如何上台这一过程深刻的影响，因此在本书第二部分我介绍了中共的演变过程，该政党作为一种从农村政党演变过来的政党，是如何行使该党的目标及其能力等等。
在本书的下一部分内容中，我介绍了中国政权的组织形式及政策是如何运作和如何制定出来的，当我开始到中国进行访问的时候，首先研究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当时我所采访的中国政府官员都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人会研究政策制定过程的问题，他们对此是不感兴趣的。但实际上政策制定的过程对政策的实际内容是有深刻影响的，即过程对结果是有重大影响的。
在本书最后一部分，我谈了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一些实质性的重要的问题，这一版的书是在2003年完成的，因此这部分的内容、细节可以说已经存在六年了，但其中大部分的问题仍然属于很重要并且是很熟悉的问题，它们的演变是缓慢的，这些问题涉及到以下几方面，包括中国的经济状况、经济改革、改革的趋势、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问题；第二，涉及到中国的环境问题，我想这有可能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即环境恶化及其带来的后果；第三，社会方面的问题，包括贫富差距、失业以及中国因为转型规模巨大所带来的社会矛盾问题；最后我谈了一些关于中国外交的问题。
简而言之，我认为要了解中国当今的发展状况，我们必须考虑到其历史遗产、其政治制度的结构和流程，考虑到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具体细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分析好中国制度的强项、弱项、趋势和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
最后，我想对关于“中国模式”的问题谈一点，即是否中国提供了其他国家可以效仿的模式，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中国，中国的发展是极为迅速的，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在应对本轮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经济好于任何其他国家的经济，因此现在提出了这样的说法，是否存在一种先进的中国模式，能够给其他国家具有借鉴价值。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国的模式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中国的模式是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独特的大国治理制度，因此我觉得这种制度对于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可能是有限的。我认为中国的模式中，其中最重要的要素是这个国家要设定自己的国家发展目标和确定优先事项，并且要确定从设定目标到目标实现的一种务实的实施方法，并且是做试验的方法，其中可以参考其他人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但要结合本国的国情予以消化、吸收。因此，中国近期发展所取得成功的关键可能是要有毅力、客观性，并且是务实的调整适应，也许这是“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的地方。在其他方面，由于中国具有鲜明的自己的模式，可能就没有别的借鉴意义了。
我想说，让我用10分钟来总结这本书是不可能的，让我用10分钟时间来总结中国的经验以及“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的借鉴价值也是不可能的。我很感谢来到这里，对与大家交流我也很重视。
现在欢迎大家提问，大家可以提任何问题，不一定是本书涉及的问题，也可以涉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问题。我要再次对中国社科出版社表示感谢。

主持人：谢谢李博士的精彩演讲。下面是媒体提问时间。

提问：感谢您刚才所发表的观点。我是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记者，请问在美国向没有中国背景的学生介绍如何了解中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第二，您所设计的课程影响了许多的学生，不仅是在美国身居要职的人，也包括其他国家的人，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看法。
李侃如：谢谢。在向美国学生教授中国方面存在两大挑战：第一，与中国一样，美国也是一个大国，美国的公民往往是关注于自己，关注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生活，因此很难说服美国的公民关心另外一个伟大的文化。在美国生长不像生长在瑞士，你在瑞士长大很自然地关心其他国家的文化。令人遗撼的是，在美国长大往往只关注美国的文化。所以，第一点美国是个大国，中国很大，他们很难关心其他的国家。第二，像中国这样规模巨大并且复杂的国家，要想进行平衡的对中国介绍，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此，在我试图向美国学生讲授中国的时候，我是从中国的角度，但是使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技巧进行阐述的，我主要是应用于本科学生的教育，也是本科学生的课程使我这本书最开始的源头，我使用的方法是把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于同一套问题所作出的假设进行对比。例如社会的基本伦理的源头应该是怎样的？是原子于上帝吗？美国人是这样认为的，而在中国社会的基本伦理是来自于社会哲学，如儒学，儒学是中国政权体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有美国是重视个人主义，而中国是重视社会义务，因此我是通过这些基本上的分歧点问题进行对比，让我的学生们能够理解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中国的复杂性。并且我所教授课程的实质性的主题，也就是本书所总结的主题。谢谢。

提问：您好，我是《中国日报》记者。我的问题是，请您评价一下奥巴马执政一年来，他在外交政策领域取得的一些成绩，尤其是他的亚洲政府的转型。还有中美关系在未来有哪些可合作的空间，以及有可能出现矛盾冲突的地方是哪些？
李侃如：我认为，回顾过去一年，奥巴马政府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纠正布什总统在外交方面所犯的错误。奥巴马总统认为外交手段是有力量的，并且听取其他国家怎么说也是有力量的，他愿意努力试图理解其他人的视角和利益，以试图能够达成美国与其他国家双方都有益的协议，而布什总统往往只关注美国的利益，要求其他国家该怎么做。在过去一年中，奥巴马总统访问了欧洲、中东和亚洲，在一年之内访问了20个国家，这对于美国总统是前所未有的，每到一地，奥巴马总统都试图建立新型的关系，一种互相尊重的关系，一种互相听取对方观点的关系，希望以此能够为未来开展有效的合作奠定基础。
对于奥巴马总统在第一年执政的外交批评的意见是，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用于改善美国的软实力，但取得的真正成就是比较少的。因此，他是调整了美国的态势，但是困难的挑战依然存在。这也反映在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和美中关系上，就美国对亚洲政策本身，在过去一年中，奥巴马总统试图让美国重返亚洲，积极参与亚洲自己的区域性问题，布什总统往往是把亚洲仅仅视为其全球反恐战争的一部分，而奥巴马总统是要塑造美国是亚洲国家，是亚洲区域参与者的印象，因此他是积极地参与亚洲区域的问题，而不仅仅像布什总统那样，仅仅把亚洲视为美国实现其全球目的的一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就美中关系而言，我认为2009年是美中关系比较好的一年，美国的外交接触比较多，两国就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和双边问题达成了协议，2009年是两国关系发展比较好的一年，2010年两国关系的困难程度会大大增加，有些属于2009年需要作出的困难的决策并推迟到2010年来做，如果这方面大家还有其他具体的问题，我也愿意回答。从美中关系长期的质量来讲，我认为2010年和2011年将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两年两国关系发展好，会对两国长远的发展奠定基础，如果在2010-2011年两国出现了很多摩擦，这将对两国关系的长期质量造成很大的影响。

提问：我是《新京报》的记者。我有四个问题：第一，和费正清相比，李侃如博士的研究有怎样的变化？第二，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和苏联体制有什么异同？第三，苏联有三次改革，分别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赫鲁晓夫主导的改革，包括戈尔巴乔夫主导的改革，但是这三次全都失败了，但是中国的改革却成功了，请李侃如博士分析一下原因何在？第四，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在国际上引发了一些贸易摩擦，这是否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李侃如：对于费正清和我的差异，费正清是历史学家，我是政治学家，他研究的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我研究的是为什么发生，并且对未来会怎样。费正清试图通过他写的书介绍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而我的学科是研究塑造中国未来的因素是什么，因此我们两人属于不同的学科，研究不同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异。
关于中苏两国之间的异同点，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觉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相似性是很多的，相似性反映在，坦率地讲当时两国都强调实现优先发展工业化，并且通过减少农村的财富，以便把农村的资本快速向工业化方向调动。第二，共同点是两国都是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不允许其他政权的来源，并且两个执政党都是试图重新塑造社会，而不是试图代表社会。第三，都是使用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压制反对力量，并且是为了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这将会存在一些制约因素。第四，两国重大的类似之处都是依赖公有制，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和私人创业精神是进行压制的。
关于中苏两国改革的差异之处，我认为关键因素是邓小平，邓小平处理改革工作所涉及的政治因素的手段、方式是极为高超的，因为他对于国家设定关键的目标、经济结构以及内部的政治流程，以及刚才我所说的政策制定的过程和政治制度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他既做到了进行调整，而又不发生大的动荡，我认为他对于与改革相关的政治因素的把握是非常出色的。
关于贸易摩擦问题，我认为中国能否实现健康的经济发展，对于全世界都是利益相关的，事实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实现健康的经济发展，对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有影响的。从历史上看，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出口增长速度像中国这么快，并且持续快速增长的时间像中国这样长，我认为世界其他国家消化中国出口或者是消化中国出口大于进口，及贸易盈余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且现在已经达到了极限。如果你看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展开对2010年的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对世界上各大国的经常帐户情况进行评估，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想出口的货值要比进口货值超过8000亿美元，因此现在世界上是存在根本性的规模巨大的贸易失衡点。
看一下上个月中国的数据，中国的贸易赢余又有了快速的增长，中国在2010年所实现的经常帐户赢余可能会达到中国GDP的8%或者是8%以上，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达到中国这种水平，我指的是经常帐户赢余占GDP的比例。在全球经济面临问题的当今，我认为这不仅会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出现比较大规模的贸易摩擦，不仅是与发达国家，也包括与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将面临很大的压力，要实现中国领导人已经确定的目标，即要扩大内需，减少出口在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提问：我是《人民日报》记者。请问当代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哪些对你的学术研究有价值？另外，您是否看中国电影、中国小说？

李侃如：在十年以前，我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阅读中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图书，其主题涉及到中国的经济、社会、政策，例如中国哲学所写的一些报告和关于中国的一些调查等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中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本书是给美国读者看的，因此我在参考文献目录中都是用英语写的，因为我的学生是看不懂中文的，实际上我的文献源头很多都是中文的。在我个人的图书馆中有超过一半的书是中文书，我看中文的能力要超过我说中文的能力。最近以来，我更关注我本人现在的工作，包括研究中美关系、新能源和气候变化以及相关的关系，因此我最近做的工作是更多地参考美国的参考书，参阅外国的参考书包括中国人写的书减少了。
我是看中国电影的，因为我夫人比较喜欢中国电影，我会买回来在家里看，我夫人并不是华人。我很少看中国的小说，因为看中国的小说对我来说要比看中文社会科学类的图书难得多，因此我看过翻译过来的中文小说，但很少看中国人写的原文小说。

提问：我是《科学时报》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书中您提到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接班制度问题，请您谈一下您如何看待这种有中国特色的领导接班人制度？第二，书中您从中华帝制的形成一直写到了现在，您认为近两千年来中国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上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谢谢。

李侃如：我认为领导人的接班问题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问题，但是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像过去那么大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政治层面的动荡，都往往与接班人的权力交接和权力交接所发生的斗争有关系，这反映了在中国制度的最高层，尽管是存在着关于接班的制度，但是这些规则是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往往还要取决于最高层关键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和他们的互动，这也导致了大家认识到领导人接班问题程序上应该达成一些基本性的规则。但是仍然没有充分制度化的领导人接班的制度，中国最高层领导人接班的程序对于中国大众来说仍然属于不透明的。因此，领导人接班问题从潜在上讲，仍然是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我认为在领导人接班制度上，中国有进一步的工作要做，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在这方面的制度充分完善之前，还是有可能出现一些麻烦的，但是问题不会像过去那么严重。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这个问题是很大的，说了两千年以来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从基本面来讲，中国现在所发生的变化可能大于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所发生的变化。
我认为有几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实行的独生子女的政策，现在有许多人不再有兄弟姐妹，也不再有叔叔阿姨，这种现象是令人不可想象的，在传统上讲比你们更老一辈的人都是有兄弟姐妹、有叔叔阿姨的，因此这种新的现象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现在还难以看清。第二，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大大提高了，这是毋庸置疑的。第三，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一样，现在由于信息革命的发生，人们学习、相互沟通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都是原来大家想象不到的方式。第四，中国的经济与全球经济其他部分的一体化程度已经很深了，因此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大大增加了，这种情况也是前所未有的。上述所有因素结合起来，所相互作用造成的后果是很复杂的，无论是中国和其他国家，数千年过程中肯定会发生许多的变化，我觉得现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社会层面上是发生变化的，变化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对于我们研究这方面的学者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要充分理解是不容易的。
对于每一个现代社会来说，对于几个主要的现代社会来说，他们都历史上经历过大的转型，包括一是城市化；二是市场化，市场化是指从封建经济走上市场经济；三是私有化；四是全球化；五是世界出现更晚的信息革命及信息化。在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时经历这些变革，并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这些变革的速度像中国这么快，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上述变革时的规模像中国这样大。所有上述变革每一个都是重要的，对于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都是重要的。但是上述转折中，每一个转折都会带来矛盾，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尽管这些变革对未来是好的，会使未来更加美好，但其发生会对现在造成矛盾和因素。上述我所列举的五大变革的规模程度和快速程度以及同时的特点，都是在中国发生的。

提问：我是《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之前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个案，对于其他国家的发展没有太多可借鉴性，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另外，对中国的模式或者中国案例的前景，您是否持乐观的态度？

李侃如：关于中国模式，我认为其他国家要想效仿中国模式，在细节上可能是效仿不了的，因为中国的模式是比较独特的。对于这种说法的理由，我刚才在本次见面会开场白中已经提到了。
关于中国模式的未来，我认为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提高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人民生活的选择面增加了。但是中国现在也面临着重大的制约因素，中国必须用挑战来应对。我想列举三个挑战：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技术含量是比较低的，资源使用效率也是比较低的，中国当今的模式是要动员巨大的资源来实现发展，但资源的使用效率按照国际标准是比较低的。在能效方面，甚至印度都远超过中国，这反映了中国的模式将来肯定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二是环境方面，现在在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下，保护好环境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在中国当今模式下，地方政府官员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头号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和当地的经济增长，而环境因素的考虑往往要求降低增长速度，即使现在中国上几任官员提出环境要求，基层政府官员往往是不予理会的，这方面是有很多例子的，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举出来。除非中国的激励机制发生变化，否则中国的环境问题会继续恶化，例如中国修建了许多废水处理厂，修建废水处理厂大家是有积极性的，但是修好之后要花钱运行大家往往觉得没有吸引力，是不积极的。三是人口方面，我认为中国就业人口与抚养人口的比例比较好的时代就要结束了，人口趋势方面可能是我们容易预测未来的一个方面，因为这需要用一些数学知识就可以了。从2015年中国的社会老龄化会迅速发展，即从2015年开始，未来15年中国的就业能力人口和抚养人口之间的比例会大大下降，这要求中国将来在服务和财富的再分配进行调整，即重新再分配，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模式在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是很好的，但在将来出现障碍的时候是必须要进行调整的。

提问：我是《IT经理世界》杂志社记者。最近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博士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美国谷歌公司要退出中国市场的消息，这个消息背后可能有很多的背景，比如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上传播的信息的控制，还有有人在传说以希拉里为首的美国的一些人可能要做一个新的冷战，即以核心和互联网为核心的东西。请问李侃如博士，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侃如：关于谷歌事件本身，我本人并没有内部的消息。谷歌提出来，除非与中国达成新的安排，否则就将撤出。谷歌提出两个理由，第一，关于内容审查，互联网的内容审查全世界都不同程度地有，美国立法也是禁止某些材料和内容出现在互联网上，而谷歌提出的是在中国限制范围更广，美国公民认为没有问题的内容，在中国谷歌也是被限制的。第二，谷歌指责发生网络攻击的问题，即发生了源自中国的谷歌本身和其他人帐户的范围广泛的非常尖端的并且是精心协调的网络攻击，目的是要窃取其中的信息，对于谷歌这样做的战略和考虑，我也不得而知。
关于网络攻击问题，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这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并且可能是危险的。就此我想谈三点：
第一，坦率地说，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你可能不赞成我的看法，我认为在过去几年中，可以确定的是来自于中国的、水平很高的对计算机的攻击确实发生了很多，并且速度增加是很多的。美国甚至为此建立了新的制度，来反击这样的网络攻击，已经有美国官员私下里告诉我这样，因此这已经成为现实，并且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现实，并且这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第二，谷歌此次事件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也损害了中国在美国老百姓心中的声誉，这可能造成中国不遵守法律的印象，这是非常负面的。我觉得美中两国和其他国家应该认真地考虑网络战的边界的问题，及网络上的攻击有可能成为新型的侵略的方式，并且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也是国际社会从未处理过的。我觉得美中两国应该就相互如何控制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这不一定是你所说的冷战，但这确实可能是未来发生冲突的一个潜在的来源。
所以，谷歌此次的风波积极的意义是引起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提问：我是《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记者，我的问题是，在您的书中有这样一个判断，您认为中国三个主要的地方政治问题，新疆、西藏和台湾，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是跨国问题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近一两年来，中国领导人给予了很多的关注。我的问题是，您认为美国在中国努力实现国家统一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而且中国统一的问题对于中美关系中占有怎样的位置？

李侃如：对于你提出的三个区域我分别谈一谈，即新疆、西藏和台湾。
新疆问题对于美国来说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美国承认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承认新疆是存在恐怖主义分子的，因此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存在大的分歧，中国政府对于热比娅在美国居住提出异议，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热比娅和任何人都允许到美国来。
关于西藏问题，美国也是肯定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没有提出西藏是独立的。在西藏问题上美中出现分歧的是达赖问题，中国官方对达赖的看法与世界上任何其他人对达赖的看法都是有不同的，中国政府仅仅把达赖视为纯粹的政治人物，而在世界其他国家，任何人都是几乎把他看成彻底的宗教人士，只不过是从事了一些政治活动。如果中国政府无法接受或者理解达赖是一位宗教人士的观点，那么我想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肯定在这个问题上会出现分歧。佛教不仅仅是中国的宗教，它是世界性的宗教，我曾经在美国密歇根居住，在那里有3000多个佛教徒，他们不是亚裔，是美国人，当达赖来的时候他们都要去拜会，因为他们把达赖视为世界级的宗教人士。但中国对于任何人想跟达赖见面都是反对的，而对于这样一个受很多美国人尊敬的宗教人士，美国政府不可能不对其予以尊重。
总结一下，在西藏问题上，我认为美国是肯定把西藏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也将继续尊重把达赖视为一个宗教人士，而不是政治人物。我个人的看法是，要让西藏实现和平与稳定，达赖与中国政府应当继续商谈，允许达赖重返西藏。
关于台湾问题，台湾的历史比较复杂，在座也是很熟悉的，美国从来未承认台湾独立，并且近年来美国友时表态过，反对台湾独立。我们希望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与大陆当局和大陆人民能够多沟通，多发展关系，海峡两岸的人能够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中国大陆的人往往都关注美国对台军售，但事实上在2008年陈水扁下台至今，他搞了一些推动“台独”的活动，美国政府实际上采用了一些措施，来限制陈水扁搞动作的能力。我想，中国政府也认识到美国是不寻求台湾独立的，美国的观点是两岸的人应当和平解决他们的问题，美国对这样是支持的。

提问：我是中国社会出版社编辑，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第一，在您的谈话中提到未来两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但同时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挑战，能具体谈一下这些问题和挑战表现在什么方面吗？第二，我们知道您这本书是建立在第一手档案实证调研基础之上的，请您从自己的亲身体会谈一下，在中国进行实证调研最大的挑战在什么方面？

李侃如：当主持人宣布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时，有人起来说我问两个问题，我就会感到很有意思。
我重点回答你第一个问题。美中关系已经发生比较重大的变化，部分体现在许多全球性问题上中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并且许多属于全球性质的问题，现在真正地成为在美中关系中具有中心重要性的问题，例如核不扩散问题、全球经济危机问题、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
在核不扩散方面，具体来讲，伊朗的核发展和核武发展问题，在过去一年中，就这一问题美中两国展开了建设性的讨论和展开了一些合作，这一问题很快可能就要进入联合国安理会程序，要通过新的决议来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美中两国在这方面的观点还是有很大分歧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有可能成为两国矛盾的来源。伊朗发展核武器的问题，涉及到美国的核心利益，伊朗如果应用了核武器，这对美国的核心利益造成直接的影响。
下一个问题是贸易问题，贸易摩擦的问题我刚才提到了，我想会在今年下半年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到时两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要见成败。
第三是气候变化问题，哥本哈根会议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也把很多决策留在未来几个月作出，目前还不明确这些决策各方会如何做出，是否两国能够展开合作，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很重要的。目前两国的观点还是存在重大分歧的。
最后还有另外两个问题，在去年奥巴马总统没有对美国对台军售作出决策，也拒绝会见达赖喇嘛，而今年他将对对台军售作出决策，也将会见达赖喇嘛，这将引起中方的不满。
谢谢大家。
曹宏举：相信在座还有很多的问题要问李博士，但是他马上要有下一个约会，所以今天的时间不够了，以后大家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与他交流，再次感谢李侃如博士的精彩演讲，媒体见面会到此结束。
赵剑英：今天的会议我们开得非常好。